父亲生病(4) – 一场危机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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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0年3月5号

    带着吴悠悠走进病房,快到门口的时候,我撒开他的小手,悄悄的对他说,往里面走,爷爷就在里面,然后离他两步躲在后面。小家伙有点迟疑,往前走了两步,看见爷爷坐在白色的床单上,奶奶先看见了他。爷爷伸出插满针管的手,想要抱抱他,亲亲他。他大约是被吓着了,他没有在这种环境下见过爷爷,更没有见过爷爷如此虚弱的样子,以及那插满针头的苍白的手。他往后一缩,不肯过去。我看见爸的双唇一颤,眼圈红了,然后垂下来双手。我有些懊恼自己导演的这场见面,可能有些惊喜,却没有考虑清楚他们的感受。不该做的这么煽情。

    乱了一会儿,吴悠悠嚷着要走,要走。亲了爷爷的脸,终于和妈妈,奶奶和姑姑回去了。爸也有些困,迷迷糊糊的打起瞌睡来了。我坐在旁边的椅子上,也有些犯困。尽管昨晚从9点就睡,然而还是困。睡眠就像一个蓄水池,要想蓄满不是一晚上就可以完成的。

    阿玲发来短信,说爸的左嘴角有些歪,右手活动度有问题,而且说话有点含糊,应该找医生询问一下。手术后,她第一次见爸,想必手术前后人的相貌,话语在她的眼里,对比明显。突然想起来,在来医院的车上,姐也有这样的话,当时只是一句而过。很快,阿玲又发来一条短信,说这不是一个小事情,要赶快问医生。她学过医,我意识到,她能这么说,应该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。我猜她怕忌讳,不愿直说一些话。一种很不妙的感觉,萦绕在我的脑海中。

    我立马找到值班医生,把情况告诉他。关医生一听我这么一说,脸上立马显出紧张的神情,一边往病房走,一边说,我昨天查房的时候,怎么没有听他说,也没有听你们说呢?我说,我们也没太注意到,以为是暂时性的手术反应。三两步,我们就从值班室走到了病房。爸正坐在床上,关把问我的话又问了一遍,伸手握住爸的左手,左手还好,换作右手,我能明显的感觉到他握不住,他分明使劲的去用劲,可还是一点都握不住,轻轻地,无力地滑落;右腿也有相似的情况,没有力量。

    关走出病房,三两步的快速走回值班室,我紧跟其后。他首先打电话给神经内科的刘教授,询问这样的情况是否应该开全脑CT扫描?他是实习医生,对此心里不把稳,再得到确定消息后,他拿出一张申请单,快速的写好一份加急CT,盖了主治医师胡涛的红印。然后在最上面的空白处连写三个“急!!!”,还有三个大大的感叹号!我能感觉到这其中的严重性与紧迫性,拿了单据火速跑到CT预约室。然后,又火速跑回病房,走到三楼门口时,我放慢脚步,让自己的心情和气息都放松一下,尽量不让自己的情绪影响到爸。进门后,我说爸,医生让我们做个CT扫描,我没有说为什么,爸也没有问。尽量在不显得急迫的情况下,给爸把衣服披好,和医生一起推着整张床下楼。人真多,做CT的人已经排的满满的,前面至少有二三十号人,在这种吵杂的环境中,即使好人呆着都心烦,再别说一个病人了。我决定打关这张牌,试着请关去试着找做CT的医生,可关自认为是实习医生,自己的分量也不够,可这种时候穿着白大褂终究有些不同,禁不止我央求,关挤进了人群,一会儿出来招呼我把病床推进去。做CT是很快的,在我们出来CT室下楼,再往病房走的时候,姐已经赶来了。

    通常CT的片子出来需要一天,我们是加急,但也需要一个小时。这个时候,时间是漫长的,让人着急的,我希望赶快看到结果,让医生能快速做出决策,实施新的治疗方案。终于,片子出来了,我拿着片子直接去找神内的刘教授。我只在电话里面听到关与之通话,对于其却没有见过。我拿着片子在神内的三楼,看见迎面走来一个三十左右的女医生,于是上前打听这个叫刘永红的教授,来人告诉我她就是,这让我却有些意外。这个女医生拿着CT片子走进办公室,戴上眼镜,打开墙上的背景灯,啪的一声把片子在空中一扬。很快,她指出在右脑干似乎有一个血栓,但似乎是陈旧性的,且位于右脑,应该不是造成右手不灵便的原因。

    我的心情总算稍有放松,至少证明脑部没有发生出血状况,这才是医生最担心,最害怕出现的情况。如果那样,医生将面临一个非常棘手的治疗问题。一方面,做了心脏支架手术,接下来吃的药物,做的治疗都是一个解决再凝血的问题;另一方面,如果发生脑出血,则面临着解决溶血的问题,又需要用凝血药物。那么,这将是一个根本的矛盾!万幸的是,没有发生这样的事情。可是还是没有查明,为什么出现右手和右腿无力的问题。

    关在想了一会儿之后,决定保险起见,再做一个核磁共振。一个盖了红章,写了三个“急!!!”的单子又开了出来。又是预约,给爸加好衣服,推了床出门。在我们推床出门的时候,一个查房的小护士问了一句关医生。做过支架手术的病人能做核磁共振么?关似乎突然想起了什么,不能么?他反问,但更像是问自己。这样的回答,反倒是增强了那个小护士的信心,她更加坚定的说,做过支架手术的病人是不能做核磁的。旁边一个护士,也小声的符合了一句。于是,关就更加信心不足了。他急忙走向值班房打电话给主治医师。他的不自信,让我对他失去了信心,我直接去核磁共振室,从哪儿的医生口里我得到了明确的答复。做过支架手术的病人,确实是不能做核磁共振的,那样会导致金属支架变形,带来严重的后果。我带着明确的结论,直接又去了神内科找刘医生,我对关已经不信任。刘也恍然醒悟,口里念念到,我自己把这个给忘记了?!那还有什么别的检查可以做么?我追问。那就再做个脑干扫描吧!刘想了一会儿,给我在纸上写下。

    再一次,又回到关的值班室。一看见我,关连忙说,他刚刚打电话问了主任,核磁确实是不能做的,你看,这个就真没有办法了,刚才一时紧张,把这也忘记了,你也别在意。然后表现出无可奈何的样子。这种基本的事情都没有想到?我有些愤怒,在心里都开始问候他母亲了,脸上却装出一副平静的姿态。等他说完了,我说,刚才在回来的路上,恰好碰见了刘教授,说了这个情况后,她也突然意识到这个问题,然后她建议我们可以再做一个脑干扫描。要不您再开一个单子,我们再做个脑干CT?好吧!关又拿出单子开处方,盖章子。于是又是一个上楼下楼,再下楼再上楼的折腾,再等待,拿片子,看片子。依然没有什么明显的病灶,但不管怎么说,人的心总算能稍稍平静一下了。我拿着片子给爸看,把医生的话说给他,一直不说话,甚至有些烦躁的父亲,总算露出了一点笑容,看着片子只点头。

    而此时,三个小时已经过去了,在确定了爸没有什么大碍之后,我坐在椅子上,顿时觉得极其疲惫,一夜的疲倦都在此时涌了上来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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